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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纠纷新闻】分类文章列表

百姓评估医院就医环节手术同意书满意度为零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社会舆论如冰雹般砸向医德医风、医疗体制改革的时候,更需要媒体的冷静和客观。但冷静并非沉默。本报记者经过近半月的调查发现,在医疗改革来临之前,我们的医院也许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好,也并非想象的那样糟糕。百姓对就医六项环节比较满意,四项环节最不满,其中《手术同意书》名声最差,满意度为零。

日期:2017年10月15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专家力挺受害消费者起诉太极官网却称曲美合规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在社会舆论的质疑下,作为“曲美”生产者的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集团)终于按捺不住,仅一天内在公司官网连发8篇文章再度坚称减肥产品“曲美”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同时,所发文章只字未提舆论强烈呼吁的赔偿计划。

日期:2017年10月15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美国医疗费用为何如此昂贵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 陈永杰 公共政策学者 对奥巴马医改的争论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对于奥巴马提出的“覆盖全民”、“减省成本”和“保留选择权”的三大原则,反对声音批评奥巴马医改方案的成本过高,还质疑4600万买不起保险的人当中不少是非法入境者,但在选择权问题上的争议却相对较少———奥巴马誓言要捍卫美国人在医疗服务上的选择权,但也不敢公然谈论这样一个常识:选择权是有代价的,也正是美国医保保费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绝大多数O E C D国家中,医疗开支只占G D P的8%到10%,但在美国却占16%,这是美国人不堪重负,希望予以改革的原因。值得探讨的是,这多出来的起码6个百分点(约为8000亿美元),究竟花在了什么地方? 这8000亿美元中,很大一部分花在一批“专业人业”身上。由于美国未实行普惠式的全民卫生服务,所以65岁以下的美国人要保障看得起病,就必须购买医疗保险。美国医疗保险市场相当发达,众多保险公司提供种类繁多的不同保险计划,这也正是美国人强调的自由市场和选择权。但是私营保险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例如诱使不谙精算的顾客过度投保、在索赔时利用法律手段竭力压低理赔额等问题大量衍生。美国的医疗保险行业,雇用了数以千计的精算师和律师,他们的职责就是计算和设定能使保险公司赚钱的保险计划以及为保险公司拟定保单条款,以确保把理赔额降至最低。相比之下,那些医疗行业不需要这么多专业人士涉足的国家,例如英国和德国,医疗开支要比美国低得多。 从某个意义上讲,这些精算师、律师和保单经纪分得越多的佣金和奖金,就越能证明有限资源并没有全部花在真正的医疗服务之上。美国政府为65岁以上老年人而设的公营M edicare计划,其行政费用就较允许私营保险公司参与的M edicareA dvantage低八成以上,原因是前者的资格甄别程序简单得多。这里出现了一个经济学者难以解释的悖论:美国医疗保险市场的自由竞争的结果,是整个行业雇用了大量“专业人业”来处理五花八门的保单、进行资料核实以及理赔等问题,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广告宣传费用和医疗诉讼费用,全都推高了行政费用在总支出中的比率,这就是由保险公司资助的游说团体不断强调的所谓“选择权”的真正代价。 除此之外,医疗行业中的“大处方”问题也相当严重,其根源就是医生和病人在医疗问题上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很难在选择医生和医治方案时作最理性的选择,往往是医生说要怎样治病人都会听从。当医生的收入与此挂钩时,大处方就难以避免。这也解释了美国的专科医生何以动辄数十万美元的年薪。在上述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和医学专家来决定一些常见疾病的医治方案及收费标准,对病人而言可能更符合性价比。反过来,如果既要保留选择权却缺乏对称信息,病人作为一个个体对于医疗服务和药品毫无议价能力,医护服务和药品便有了利用信息不对称提高价格的空间。 不少医疗政策的研究表示,单人给付者制度(single payer sys-tem ),亦即让政府集体代表所有病人来给付医疗费用有利于议价。在美国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住在与加拿大接壤城镇的美国人经常会跑到加拿大的药房买药,加拿大实行的这种给付制度使得药品的价格普遍比美国为低。当然,药品价格高也是诱使药商不断研发新药的动力。只是医疗质量与价格之间要取得平衡,并且要保障低收入者也能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站在自由主义者的道德高地为保护选择权呐喊助威可理解,但别忘了对选择权的约束限于公营医疗——— 而没有钱看病的话,市场上再多选择权也是枉然。

日期:2017年10月15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探析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医患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同人类医学实践行为同步发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和医疗实践活动的发展水平,并受到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医患关系又是一个伦理范畴,以双方道德权利与义务对立统一为特征,医方道德义务感的强弱在调节双方的关系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医患关系的伦理色彩而言,传统的医患关系依赖于对医生权威的笃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医务人员为从患者身上追求更大的利益不惜丧失职业道德,于是,诚信缺失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法律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积淀”,从法学视角来看,诚信缺失即未尽道德义务,当内心约束失灵时就需上升为法律约束,此时道德义务转为法律义务。因此,针对医疗纠纷与医疗诉讼不断增多、医患关系紧张的现状,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借鉴国外法律并在国内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规定了医疗伦理损害责任,以期通过对医生行为的规制形成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 【关键词】医患关系 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医疗告知义务 知情同意权 归责原则。一、医疗伦理损害责任概述 2002年4月1日国务院颁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由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适用该条例,但未将故意侵害患者以及未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纠纷列入其中。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以通知形式规定由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非医疗事故的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由此,司法机关在解决医疗事故与非医疗事故纠纷时形成了二元局面。为平衡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受害患者与全体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侵权责任法》对现行的医疗损害救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在借鉴法国医疗损害赔偿做法的基础上,摒弃了医疗事故责任与医疗过错责任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统一的“医疗损害责任”概念,[1]并将医疗损害责任分为三种类型,即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和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一)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内涵 要明确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涵义,首先需弄清医疗行为、医疗损害、医疗损害责任等概念。医疗行为是指以诊疗为目的的医学行为,即医务人员对患者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判断等具有综合内容的行为,医疗行为具有高度专业性、合作性、探索性、未知性,当然也具有局限性及高度风险性等特点,医疗行为的风险性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医师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性造成的风险;医疗器械和设备能力有限造成的潜在风险;医学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风险;患者临床症状表现及自身体质造成的风险,因此,医疗行为的高度风险性不可避免导致医疗损害的发生。民法上的损害,是指一定的行为致使权利主体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遭到侵害,并造成财产利益和非财产利益减少或灭失的客观事实。[2]医疗损害是把损害的发生限定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因医疗行为的实施导致患者的人身、财产等遭到损害。医疗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或者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有无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或者其他损害,应当承担的以损害赔偿为主要方式的侵权责任。[3]医疗伦理损害责任是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类型之一,是指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医疗良知和医疗伦理的要求,违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具有医疗伦理过失,造成患者人身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损的医疗损害责任。[4]在法学理论界,学者杨立新将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分为五种类型:即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违反资讯告知损害责任、违反知情同意损害责任、违反保密义务损害责任、违反管理规范损害责任和组织过失损害责任,其中违反资讯告知和违反知情同意的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的基础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因此我们应重点研究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 (二)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五十六条和第六十二条规定的是医疗伦理损害责任,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条是关于患者知情同意权利的规定,医方的说明、告知义务与患者的知情同意权相对应。 1、告知义务与知情同意权的内容 知情同意一词源于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针对纳粹医师在集中营中接受不人道的人体试验而提出的,之后知情同意逐渐成为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物医学研究中最受人注意的伦理学问题之一,并且这个原则也逐渐应用于医患关系或临床领域。[5]医疗告知义务与知情同意权相对应发展,逐渐成为一项法律义务,“将告知义务确定为医疗机构的法定义务,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6]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医务人员在一般诊疗过程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具体而言,包括告知(一)硬件设施,即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设备、技术水平、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等(二)检查与诊断结果,即医务人员应告知患者本人或其近亲属检查、诊断的结果(三)患者病情与治疗方案,即患者自身的病情如何,是否属于特殊体质,提供的医疗方案、医疗方法,存在的风险,有哪些副作用,成功治愈的几率等等(四)转诊,根据患者的病情,结合医疗机构的医疗条件及医务人员医疗水平,告知其转诊,否则延误患者治疗的最佳时机而加速患者病情恶化或导致其死亡,而“侵害患者得到适当治疗后追求生活方式、生活质量、适当治疗机会以及期待得到符合医疗水平准治疗的期待利益。”[7] 2、告知义务与知情同意权的例外 有原则必有例外,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也有例外情形:(一)基于法律、法规授权或维护公共利益医生有强制治疗权,即依照法律法规授权,可以对特殊病情的患者实施强制治疗行为,如精神病、癫痫患者、传染病患者、吸毒人员等,这些疾病不仅会危及患者自身还会对他人及社会造成危险,恐慌等(二)由于情势紧急无法取得患者或其亲属同意,不及时治疗可能加速病情恶化或导致其死亡,如被他人杀害伤情很严重、交通事故中的伤者昏迷且无法联系伤者亲属(三)病情极其轻微,发生的危险性几率几乎为零,如治疗感冒、咳嗽症状等(四)患者自愿放弃知情同意权,如患者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非常信任,明确表示某些医疗行为不用告知,不必经过其同意。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论医方违约责任的形态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医疗合同是医方为患者提供诊疗、防疫、保健、健康检查,由患者支付报酬的合同。作为医疗契约当事人的医方,包括医疗机构和独立开业的医师。医疗机构作为医疗契约的当事人,无法亲自为疾患实施诊疗行为,需聘雇专门的医护人员始能履行其对病患所附契约给付义务。此时受聘雇的医师并不因其实施医疗行为而成为契约当事人,仅系债务履行辅助人,因此医师如于医疗行为实施过程中有故意或过失,则由医疗机构为其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行为而负债务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责任。[1]医方违约责任的形态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行为形态是根据违约行为违反义务的性质、特点而对违约行为进行分类。从总体上说,根据履行期限是否到来而将违约行为区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两种类型。[2]预期违约预期违约是指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表示其在履行期到来后,将不履行合同,或者其行为表明其在履行期到来以后将不可能履行合同。预期违约有以下特点:预期违约是在履行期到来之前的违约。预期违约包括两种形态,即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所谓明示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在履行期限到来时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毁约,是指在履行期限到来之前,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将在履行期到来之后不履行合同,而另一方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方将不履行合同,而一方也不愿意提供必要的履行担保。预期违约在责任后果上与实际的违约责任不同。实际违约常常造成非违约方期待利益的损失,而预期违约一般造成的是信赖利益的损失,两者在损害赔偿的范围上是各不相同的。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病历与鉴定罪与罚的界定法官与学者激辩《侵权责任法》中“鉴定及鉴定中的病历问题”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医疗诉讼中,鉴定和对病历的认定是最重要的两个环节。而这恰恰也是与医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侵权责任法》未涉及鉴定和病历问题的详细规定,为此,中国医师协会在《侵权责任法》颁布一周年之际,针对上述问题召开研讨会,广泛征求法律界与医疗界人士的意见。《侵权责任法》出台后,给医生执业及医疗诉讼带来了诸多变化。首先“医疗事故”改成了“医疗损害”,医学会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的“医疗事故鉴定”失去了法律依据,以医学专家为主导的医疗事故鉴定或将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纠纷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因此,患者更愿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司法鉴定。《侵权责任法》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把病历提到了更高的地位。其第 58条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的三项规定中,有两项与病历有关。一直以来,病历就是 “必争之地”,对病历的鉴定是案件成败的关键。患者的病情进展、医生的治疗过程决定了病历难免出现修改等情况,临床医生书写病历依然面临临床实际和法律要求的矛盾。如何认定病历的修改是瑕疵还是过错?病历究竟完善到何种程度才能经得起法律的推敲?  据了解,目前上海、浙江、江苏等地把医学会的鉴定置于司法鉴定之前,而北京则把司法鉴定放在医学会鉴定之后。同时这些省份都认为医学会做医疗损害鉴定也是被认可的。《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如何改变两种鉴定模式并存的局面?研讨会专家对此有着不同的意见。这些问题的走向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指导临床医生诊疗。2011年最高法院将就此出台司法解释,解决这些问题并对细节进行规定。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听听研讨会上专家们的意见。研讨会嘉宾: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殷大奎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 邓利强 卫生部巡查员 何昌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鑫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法律事务部主任 王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医患办公室主任 张宝珠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副处长 刘宇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陈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白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温勇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 霍家润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 童云洪病历问题病历作为医患纠纷的切入点是不恰当的,因为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可能随时修改病历,所以有涂改是很正常的。只是临床医生要注意规范化操作,如由实习医生书写的时候,必须有上级指导医生的签名。——殷大奎过去在医生的眼里,病历是一个纯粹的医学文件,医生写病历完全是为了医疗的本身问题,这是从医学的视角来看待的。而病历越来越被赋予了法律职能,因此,医生不仅是在写病历,也是在为医疗行为留存证据。——刘宇病历作为“书证”是医方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有力证明材料。在医疗官司中,一些律师会想方设法证明病历的修改为“篡改”,让病历丧失证明效力,以此达到让医疗机构举证不能的目的。临床上,病历一定会有所修改,而法律上“修改”、“篡改”很难认定,医生书写病历时变得越发小心。医疗纠纷诉讼中,病历往往成为医患双方的争议点。首先病历的特点决定了其书写难免存在瑕疵;其次,病历问题直接决定诉讼胜负,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是,患方对医疗知识的缺乏,一方面其无法抓住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而只能通过病历表面的瑕疵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患方通过否定病历还可逃避专业鉴定(医方的强项、患方的弱项)而更易胜诉;再次,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仍缺乏有效的病历评价标准和评价机构。司法实践中,病历存在哪些现实问题?而法官对病历是“修改”还是“篡改”如何认定?如果病历有问题,法院会将有问题的部分撤走,不予采信,病历的其他部分依然会委托鉴定机关进行鉴定。哪怕最后病历拆分的只剩一页有效,我们也要交给鉴定机关。现实:戴上枷锁的病历童云洪:一方面医生花大量的时间书写病历,防止患方诉讼的同时还要符合医保报销要求及检查;另一方面患者看到“破绽百出”的病历,很难相信医院的专业性;而法院面临的问题是,病历总是存有瑕疵,不采信则无法从实体上解决纠纷,如果采信又很难面对患方对病历的合理质疑。对病历的鉴定是医疗诉讼鉴定的主要环节,我认为病历仅是案件证据之一,如果其他证据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那么病历就不是鉴定的必需材料。如果因为病历形式真实性或内容正确性发生争议而导致鉴定不能,那么应当区分不同情况确定相关责任。如果不能鉴定是因为患方错误“坚持已见”不配合鉴定造成的,应当依法由患方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如果鉴定机构因为病历形式不真实或主要内容严重失实导致无法判断并致使不能鉴定的,应由医方承担相应的责任。理想:完美的病历 现实中无解的难题白松:在实践中,把病历有出入的地方进行核对是非常困难的。比如一份医嘱在封存的病历中有,但执行记录是缺失的,之后医院却又拿出没有封存的执行记录,此时该如何认定这部分执行记录的真实性?一方面患者很难认同;另一方面法官对此也会有疑问,怎么能够确定医院是执行还是没执行呢?也可能恰恰因为没有执行出现了医疗差错。好的制度可以杜绝问题发生,比如将病历做得完整准确,出现医疗纠纷时及时将病历归拢,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病历完成等都可以通过制度解决。温勇:我们曾经审理过一个产妇大出血死亡的案例,病历中产妇的出血量和输血量全部用涂改液进行了修改,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医院败诉,并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一些细小的问题,如查房时间和体温表中的记录不一样,这些问题法院都会交给鉴定机关,由专业机关评判这种瑕疵对患者损害的结果有没有影响。一般来说,单纯的瑕疵不会对判决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目前医疗诉讼中,病历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其真实性,很多医疗纠纷的关注点都是对病历真实性的质疑。法院对病历问题感觉很棘手,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签名问题。病历中代签的问题非常普遍,究竟是谁下的医嘱,谁执行的?如果签名造假怎样体现病历的真实性。对此法院的做法只能是一点点的核对病历,看有没有辅助检查及收费单据可以证明医院的确开展了这项诊疗。另一个问题就是病历的封存。我们经常遇到病历封存后,医院又拿着一部分病历到法院的现象,要求作为证据的一部分,通常患者坚决不同意针对这部分病历进行鉴定,因为已经很难认定这部分病历是否经过修改。我们知道,由于机制等问题,有时医院确实无法达到及时封存全部病历,如病理结果不能当天得出等。如果这部分病历的确非常重要,那么法院也会和已经封存的病历中的内容一一进行核对。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医疗争议处理法”不能由卫生部包办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由于现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存在许多缺陷,卫生部开始酝酿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据悉,受卫生部委托,中国医院协会已经拟出了《医疗争议处理法(草案建议稿)》(1月25日《法制日报》),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提交立法机关审议通过了。 医疗争议,关系到人的生命与健康,兹事体大,由一部行政法规来处理确实不适宜,因此尽快立法确有必要。关键的问题在于,这部法律的酝酿、起草、定稿以至最后通过,究竟应该由谁来主导?谁有权参与?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确保最终出台的法律能够兼顾各方利益,最终被医患双方所共同接受?这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从报道中披露的情况看,这些问题都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我的印象是,这部酝酿中的“医疗争议处理法”,仍然和当初制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时一样,是由卫生部所一手包办的。因为具体的起草单位“中国医院协会”,就是一个代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利益,被卫生部主管的社团法人。因此它所起草的草案就不可能不体现卫生部的意志,也不可能不反映“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利益。 这里一个最让人感到不放心的地方是,卫生部及“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正是未来的“医疗争议处理法”的主要当事方,而且在医疗诉讼中扮演的往往是被告的角色。不仅如此,卫生部作为医疗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它经常还要扮演医疗纠纷的处理者、仲裁者的角色。这样看来,卫生部在医疗纠纷的博弈中,竟然是一身而三任了:首先它是规则的制定者;其次它是运动员;最后它还是裁判员。卫生部以这样一种复杂、暧昧的身份,来制定“医疗争议处理法”,公众又怎么敢期待这部法律会是一部公平、公正的法律呢?如果源头就被污染了,下游的水还有可能干净吗? 这种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其实,我们可以从卫生部课题组的相关表态看出某些端倪。比方说,课题组认为:“医疗行为具有特殊性,法律应当有体现其特殊的规范”,怎么体现呢?课题组举例说:“医疗行为具有复杂性、不可预见性、不可控制性和高风险性,法律不能将医疗技术的高风险转嫁给医疗机构承担,在医疗损害赔偿上应当考虑患者自身体质因素的特殊性。”而从一个普通患者的角度来看,这就有为医疗机构在出事以后拒不赔偿预留伏笔的嫌疑,这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心里恐怕就要打上一个问号! 那么,如果“医疗争议处理法”不能由卫生部包办,由谁来主导比较好呢?我认为还由全国人大来主导最为适宜,它的地位既超然又权威。为公平起见,起草小组应按“三三制”的原则组成,即三分之一是卫生部派遣的专家,三分之一是和医疗卫生系统没有利益关系的普通法律专家,三分之一是既和医疗卫生系统没有利益关系,又非法律专家的普通人大代表或热心公益事业的普通公民,作为患者利益的代表参加。在起草小组经协商一致拿出草案后,还要反复举行听证会,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在基本达成共识后再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 在我看来,只有经过这样的程序制定的法律,才能够扭转目前医疗纠纷处理中,剪不断、理还乱,患者、医生、社会三输的局面,为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开辟道路!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让患者知情同意的义务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让患者知情同意的义务 发布日期:2005-11-12 摘要:让患者知情同意义务是近些年来在医疗诉讼过程中逐步从 […]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把医患纠纷化解于无形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 孙 梦 王 丹□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患纠纷甚至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引人警醒。该怎样化解医患纠纷?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政协会上,几位委员各抒己见。   今天拉开帷幕的“风云论坛”——公立医院院长访谈录,是一场对公立医院改革及其发展等重要话题展开的讨论。参与其中的院长们来自改革前沿,来自实践一线,对各项改革的推进和诸多难题的破解有充分的发言权。我们将邀请100位院长作为访谈嘉宾,就公立医院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话题进行深度沟通交流。相关报道同时在健康报网(www.jkb.com.cn)刊出,敬请关注,欢迎大家来稿和参与讨论。 ——编辑部   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院长赵吉光委员   第三方调解应成趋势   “医疗风险有其社会属性,不应该让医院承担,也不能让医生承担,而要让社会承担。”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院长赵吉光认为,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是合理解决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这个公共的机制超越于医院、患者,得出的结果比较有公信力,容易获得各方的认可。   赵吉光表示,10年前他任沈阳市政协委员时,就提出要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仲裁部门,相当于交通事故处理部门,“你看现在出了交通事故,肇事双方很少出现纠纷甚至动手,大家都会求助交通队,为什么不能仿效它建立一个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   “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生命在于独立性和公正性。有些医疗纠纷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方对医疗不了解不行,这就要求第三方调解队伍里边应该有医学专家,同时还要有司法人员,站在双方的角度进行调解。除此之外,还应有保险公司介入,因为不少纠纷牵扯到费用问题。最后,政府职能部门也要加强监管,以保证第三方调解的公正性。”赵吉光说。   “经费是第三方调解机构运作的一个主要难题,这种机构肯定是公益性的,其提供的调解服务应当是免费的,在运营资金上应当保持相对独立,如果经费不到位,就可能无以为继。”赵吉光说。   他还建议,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构最好能够上升到法律层面,将该机制确定为医疗诉讼的前置程序,并确定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构的法律地位。同时,还应当确定医疗纠纷调解人员的准入机制,完善调解人员的资格认证。   赵吉光说,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可以避免患者与医院的直接冲突,消除“医闹”赖以生存的土壤,而第三方调解的时效往往较以往的诉讼程序简单和便捷,可以使问题较快地得到解决,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这对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很高兴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政协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要争取在两年内建立起第三方调解机制。当然,第三方应该是真正的第三方,保证公平公正,不能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赵吉光说。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委员   加强医院人文关怀制度建设   “有关数据表明,国内60%以上的医疗纠纷是因为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态度所引起的。”接受记者采访时,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委员表示,引起医疗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医院缺少相应的人文关怀制度建设和政策导向,缺少由人文关怀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软环境。   许树强认为,医学的人文关怀应包括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协调患者的人际关系、满足患者的个性需要、表达对患者的关爱情感等。   “落实这项制度,首先要通过培训、讲座等多种方式,在医院树立以人为本、患者至上的理念。具体来说,在对医务工作者的在职培训或教育过程中,要加入一定比例的伦理、法律、心理、社会学等人文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另外,医院管理者要起好表率示范作用。管理者自身必须具备较高的人文修养,成为医院人文精神及人文关怀的模范实践者。”许树强说。   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医务工作者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都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医疗措施的实施。许树强说:“要从服务态度、仪表要求、沟通技巧等细节入手,根据各个岗位的特点细化医院人文关怀服务标准。还要从患者角度出发,对医院的物理环境进行人性化的配置和管理,化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许树强指出,医院还应建立专业的患者心理辅导团队,及时对患者讲解心理情绪与疾病发生、转归及预后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患者在治疗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增强医患间的信任。作为患者,身体的伤病往往带来心理创伤,变得脆弱,会产生多种负面情绪。在期望得到治愈伤病的同时,他们还渴望得到人格尊重。因此,需要建立高要求的沟通制度来规范医务工作者与患者的沟通方式、态度、技巧、效果等,从而保障医患沟通的及时、顺畅。   要真正落实这项制度还要有监督。“现有的考核标准多是建立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之上的,主要体现在就诊人次、床位利用率、手术台次、科研成果、论文数量、新技术开展情况等方面。应该加入医疗人文关怀意识与技能的评价指标,促使医务工作者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的需要。”许树强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委员   要把工作做在前端   “我理解,化解医患矛盾的工作一定要前置,一旦到了出现纠纷再解决就晚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陈仲强委员表示,想要从源头上化解医疗纠纷,就要看清楚矛盾产生的原因和过程,做好预防工作,要从前端把“火苗”扑灭。   陈仲强说,医患关系出现矛盾主要有几方面原因:有医患沟通不够,也有患者对疾病规律了解不够,对治疗有超常的期望值。往深入看,目前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另外,医院以药养医等机制导致医生和医院的收入与开药、治疗手段的选择密切相关,这也人为地加深了医患间的不信任。   怎么应对?陈仲强表示,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是个综合性的工作,对医生职业精神的强调是一项持续的工作,“医生任何时候都要有‘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理念、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前预防纠纷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医疗质量的提高。“医生是为患者治病的,医疗技术水平、医疗安全和质量永远是核心。要按照临床路径和医疗流程做事,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要按规范的流程为患者检查、沟通,按规定取得患者的签字和知情同意等。”陈仲强说。   陈仲强介绍,在北大三院,一旦发生医疗纠纷,该院也有规范的投诉途径,通过及时的沟通,避免医患矛盾升级。“我们有一个精神文明工作小组,主要负责解决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还有一个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主要处理由医疗技术问题造成的医患分歧。医患之间一旦出现意见不统一,患者可以到这里申诉,医院会作出一个初步的认定和调查。一些矛盾也能在这里及时得到化解。”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观点集萃:是患者举证还是医生举证?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简要内容:我以为,草案取消医疗事故举证倒置并非不可以讨论,但前提是要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燕农:目前医疗纠纷频发的根子不在于谁举证,而是医患关系已经处于相对紧张、互不信任的状态。  1月4日《信息时报》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对《侵权责任法(草案)》进行了审议。草案中有“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这一规定是否涉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恪颉:“患者索赔需举证”的推论,是对草案的误解误读。从媒体引用的法律草案条款,并不能证明立法者将医疗赔偿中倒置的举证责任“正”过来。   从立法目的和功能看,“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款,主要解决的是医疗损害中的归责原则,而非举证责任分配。这一条款的基本含义是:患者在医务人员的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只有当医务人员有过错时,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款只告诉我们:医疗损害赔偿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而不实行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   那么,由谁证明医务人员“有过错”或者“无过错”?至少这一条款的规定并没有涉及。从这一条款出发就得出由患者负举证责任的结论,是一种过度阐释。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和解释方法,那么草案的许多条款都将得出否定举证责任倒置的结论。如草案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是不是可以解释为“消费者必须承担证明产品存在缺陷的举证责任”呢?不是!法律和司法实践都要求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并没有改变举证责任倒置的事实。   说患者索赔需举证是对草案的误读,并不意味着我就完全支持现行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我认为立法者应认真总结医患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实施六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既切实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又有效保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找准双方合法权益的平衡点,妥善分配举证责任。   杨涛:美国法院审理医疗诉讼案件时,作为原告的患者必须提交证明医师存在过失的初步证据,而后才能将案件提交陪审团审理。但美国法院实行这一规则的前提是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在美国,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医生提出诊疗意见,患者知情,参与讨论并有权决定是否采用这种诊疗方案。患者或家属可以单纯以医院或医师未经其同意实施医疗行为,也可以因为未告知相关信息为由提起诉讼。因此,医生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处处留意患者的权利,以免成为被告。大部分患者和家属在没有发生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以前,就已经掌握了自己的病情和治疗过程,对于他们来说,举证的难度并不十分大。   草案关注了患者知情权的保障问题,如草案规定医务人员在一般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简要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没有尽到告知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这样的规定对于患者知情权的保障并不周到,比如医生的告知义务一般都由医院一方实施,患者如何举证医生没有尽到告知义务?   我以为,草案取消医疗事故举证倒置并非不可以讨论,但前提是要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   燕农:目前医疗纠纷频发的根子不在于谁举证,而是医患关系已经处于相对紧张、互不信任的状态。这种情况下,无论由谁举证都难免纠纷不止——“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如果由患者举证,不只存在因缺乏医学知识而无法举证的问题,也存在举证是否为医务人员认同的问题;如果由医务人员举证,也存在患者信任与否的问题。由此不难看出,无论由谁举证,医患纠纷的旷日持久总是难以避免。   缓解医患关系、增进双方信任程度,是不可能最终建立在人与人互信的道德基础上的,最终还是要靠制度规范。在我看来,目前亟须制度介入的范畴,是给医患纠纷一个便捷快速的化解出口。譬如在沿袭举证倒置的规定及范围基础上,对医务人员的过错也实行医学会等第三方力量介入。但是,根本的还在于建立一个快速有效的医患纠纷解决体系,让医务人员和普通患者对是非、对错的求证,来得更容易一些。   一个旷日持久的医患纠纷鉴定案例,会让一对医患关系越来越互相不信任;一个又一个如此案例,就会在越来越多的医患之间扩大不信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医务人员的过错由谁举证可以退居其次,重要的是在举证之后能够得到快速鉴定和妥善解决——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化解矛盾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积累和扩散矛盾的过程。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医疗诉讼不可忽视的几点细节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鉴定结果为不构成医疗事故,能否获得民事赔偿?”   大多数市民的回答是“不能”。   但王律师指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只是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的依据,而非法院判决医疗赔偿的要件。实际上,医院有无违反相关诊疗常规和法律规定才是关键所在,如一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会附有分析意见,认为医院未及时观察病情或采取诊疗措施,存在过失或过错,患者仍可要求民事赔偿。主观性病历资料如何保全?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患者有权复印客观性病历资料,包括入院记录、手术记录、化验单等。但诸如病程记录、会诊单、疑难病例讨论、上级医生查房记录等主观性病历资料,在未打官司之前,患者是不能复印的。这时,患者应该如何办?王律师建议,经过沟通医患双方可共同复印主观性病历资料,并共同封存。但按照相关规定,封存后的资料由医疗机构保存。在司法实践中,王律师遇到不少封存后院方私自拆开并修改的案例,有的甚至不承认封存行为。所有,他特别提醒,患方一定要医院出具封存凭证。   病历保管期限为多长?据了解,病历分为三种:一、住院病历,医院保管时间不得少于30年,遗失或损坏均为院方责任;二、在医院建立档案的门诊病历,医院保管时间不得少于15 年;三、由患者保存的门诊病历,包括化验单、检查单、挂号票根等,这些患者一定要妥善保管。因为,进入司法程序后,患者的举证责任之一就是证明与医院有医疗关系,如果病历遗失或不全,患者是很难胜诉的。官司成败往往在细节值得注意的是,在就医过程中,患者要注意医生书写是否属实、医嘱是否遗漏,往往一个小小的日期和签名就能影响医疗官司的成败。   王律师就曾接过这样一个案子:一市民骑自行车时与摩托车相撞,当时拍片并未发现骨折,过几天却发现病情加重,视力开始下降。遂至一医院眼科,据该市民讲,他告诉医生视力下降已有四五日但医生笔误成“四五月”。这位先生也没细瞧,但后来发生医疗纠纷,这一字之差却让他陷入被动。因为若为四五日,他属于新鲜的视网膜脱离,复原成功率是相当高的。但若为四五月,治愈性则相当低,医院的责任就大大消除。: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医疗诉讼中的专家证人和鉴定人出庭有何作用? – 深圳医疗纠纷律师阅读全文»

      对于专业性问题,往往办案人员、被告、原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并不明白,对于鉴定结论就难免存在信赖心理。如果由专家在庭审时对专业性问题提出自己的专业意见,在询问案情及鉴定人的基础上,能够回答参加庭审各方的疑问,则更有利于事实真相的发掘,有利于解决双方对于案件事实部分的矛盾。但专家证人只能对鉴定人做出的鉴定结论发表评论性意见,而不能提出新的鉴定结论。

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分类:医患纠纷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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